當“李鬼”穿上“李逵”的衣服沿街叫賣，將是怎樣的下場？

2017年，郎酒公司職工在參加武漢糖酒時，偶然遇到了與己方公司銷售的白酒產品相似的“玉郎福”酒。“于是郎酒廠公司一紙訴狀，以玉郎福酒業有限公司商標侵權為由，將其公司和生產廠家一并告上了漢江區法院。最終，法院審理認為，被告因酒的外包裝與“郎酒”基本一致，構成商標侵權，因此判賠10萬元，并停止使用侵權商標。

這場“糖酒會‘李逵’遇‘李鬼’的戲劇”，在法律結果上以“李逵”勝出而告終，但從品牌的角度而言，真正的贏家怕是笑不起來的。

作為全國知名白酒品牌，郎酒產自川黔交界的赤水河畔，已經有100多年的悠久歷史了，屬于中國國家地理標志產品，也是中華老字號產品，有著深厚的歷史人文文化積淀。新世紀以來，郎酒花費重金深耕央視平臺，通過贊助春晚等形式，著力打造品牌形象。在中外多次品牌價值評價中，郎酒品牌價值均超過百億。

可以看到，郎酒品牌價值的背后，是數年積淀才有這如此成就。然而造假者付出的代價，僅僅被判賠償10萬元，這不得不讓人感到憤怒。

憤怒之余，一個問題也引發了我們的思索：改革開放40年后，經濟發展水平與百姓消費能力取得巨大提升之后，假冒偽劣這一社會毒瘤為何依然屢禁不止？

首先，也是其宏觀背景，是我國依然是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。

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，取得了一日千里的發展，但受到歷史、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約，各個地區之間的發展嚴重不平衡，信息、技術、資金等資源差異仍然巨大，消費者的知識文化、消費能力以及消費心理也不盡相同。在北上廣很難騙得了人的假冒偽劣，在地方、鄉村尤其是西部地區，卻有著肥厚的生存土壤。雖然品質低下，但假冒偽劣低價格、仿大牌的特點，在利用消費者粗心大意、未詳細辨別的同時，也滿足了很多人“要品牌+低支出”的心理需求。

簡言之，有需求就會有供給。不進行換位思考，拿一線城市的標準和角度，是無法理解假冒偽劣的源頭何在的。

除此之外，違法成本小、執法力度弱，也是假冒偽劣商品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。

無論何種年代，想要完全依靠個人道德意識去取得某種治理效果，都是不可能的。這也是法律出現的原因與價值。制假案件屢犯屢查，但處罰力度明顯與其獲得的利潤相差甚遠，遠遠達不到震懾涉案者的作用。以郎酒案為例，僅僅10萬的處罰，某種程度上是在鼓勵、慫恿違法者繼續肆意妄為。

李克強總理在3月2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：“對那些造成嚴重食品安全事件后果的企業責任人，要從重處罰，罰到他們傾家蕩產！”；今年兩會期間，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均建議加大對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的打擊力度，讓制假直接入刑；市場監管總局局長張茅表示，依法全部銷毀查處的假冒偽劣產品，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，使制假者傾家蕩產。

打擊假冒偽劣產品，監管部門不僅要加強市場監管，也要完善法律制度。比如將企業信息納入社會信用制度系統，建立“失信企業黑名單”，加大失信處罰力度，對制造、銷售并造成危害的廠商，限制其生產、取消其經營權利等行之有效的處罰方式，將企業對假冒偽劣產品的態度從鋌而走險轉變為“不敢做”、“不愿做”、“不會做”。

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，社會的快速進步，中國經濟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正在逐漸縮小，行之有效的社會信用制度的建立也將愈加完善。相信假冒偽劣的末路狂奔，必不久矣。